摘要：长期以来，儿童散文研究者多从文本的客观构成及影响讨论儿童散文的本质特征。忽略了对儿童散文作家主体性在作品中的体现。由于儿童散文作家主体意识表达与成人散文有较大区别。同时儿童散文在散文文体要求真实表达内容和情感方面有自己特殊的虚构要求。儿童散文的文体特征应当包括自传经验的个性表达、虚实相交的叙事方式两大特征。
自冰心开创现代儿童散文滥觞至今，儿童散文的特征通常被理解为这样几个方面：童心和童趣是儿童散文的灵魂和核心；带有故事性的叙述方式；易于儿童接受的理趣；优美、活泼、朴实、简约的语言特征。1除此之外，有研究者认为应当还要包括健康明朗的主题，精巧周整的构思，富于想象力的诗化描述，清新优美的意境等内容。
这些看法及观点是精当而准确的。研究者从文本的客观构成及影响等角度讨论儿童散文的本质特征。但却忽略了对儿童散文作家主体性在作品中的体现。虽然儿童散文与成人散文在创作规律上有许多共同点，例如都是以抒发情感为主要表达方式，都是作家对自然、社会及人生看法的个性化表现等。但儿童散文作家主体意识的表达与成人散文相比还是有较大区别的。除此之外，儿童散文在散文文体要求真实表达内容和情感方面也有自己特殊的虚构要求。因此，儿童散文的文体特征和精神内涵除了上述被认可的内容之外，应当还有自传经验的个性表达、虚实相交的叙事方式两大特征。
一、自传经验的个性表达
儿童散文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具有鲜明的个性。
所谓个性，是作家主体性精神在作品中的体现。主体性是一切思维、意识、意志和感觉的统一体，是指积极活动和认识的、具有意识的独立存在的“个人”。是与客体对立统一的。作家在创作时，其主体性的创造功能充分发挥积极的作用，将作家“个人”对客观世界的观察和思考进行审美加工，使之成为能够吸引读者，并影响其对事物的态度及看法的作品。文学作品虽然是作家主观和客观的统一体，但对于作家主观意志和情感的表达要求会更多一些。从接受美学角度看，读者期望看到能让自己产生心灵震撼，能带来“陌生化”审美的艺术作品。因此任何作品都强调个性化的表现。
“散文所表现的，主要是作者的感受——或感物之情，或所感之物，都离不开‘感受’二字。感受，即情也。” 2与诗歌相比，虽然诗歌也是以抒情为主的文体，但散文的篇幅较长，表达方式更自由灵活，能够蕴含较大的情感信息，能如实具体地反映人类各种情感的流程。散文虽然没有诗歌的节奏明快，铿锵起伏，但比诗歌更亲切闲适。与小说相比，散文的情感表达也较为自由。小说主要以虚构人物和情节来表达作者对客观世界的主观思考；散文作者则可以在文章中直接抒情述志。即使是记人记事的散文，也不需要完整的情节和人物形象，只需写出人物的某个典型性的细节、动作或神态，展示人物的精神风貌；记录事件的某个片断或侧面，探求事件内蕴的意义。作家可以在文章中自由地抒发情感，直接流露作家的个性。这种表达流露有时较为直白，被称为“直抒胸臆”；有时比较隐晦，被称为“借景抒情”“托物言志”。读者通常是通过作者的个性去了解和感受一切。因此，散文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最为个性化的文学作品。
相当一部分儿童散文具有一个较明显的特征，就是以作家的自传性事件为题材，用带有主观倾向的个性表达，来传达作者个人参与，直接经验的事实，由此传递作家的审美经验和价值取向。
郁达夫曾说：“现代散文之最大特征，是每一篇散文里所表现的个性，比以往的任何散文都来得强。我们只消把现代作家的散文集一翻，则这个作家的世系，性格，嗜好，思想，信仰，以及生活习惯等等，无不活泼地显现在我们的眼前。” 3这是因为，现代散文在文体特征上更倾向于表达人的心灵世界。这个被郁达夫称作散文最大的特征，在儿童散文中也同样存在。儿童散文作家对自然、生命与社会的自传性经验都是不可重复的个性体验。因此，儿童散文的内容是具有个性化特征的。
同时，儿童散文在作品的表达形式上也充分体现了作家的个性特点。刘锡庆认为：散文本来是以直接抒发作者的感受情绪为主的一种比较自由的文体。散文多以第一人称写作，这不仅是为着能使叙述亲切、自然、真实，同时，也是为了能更好地表露作者鲜明的个性。许多儿童散文，尤其是以自传经验为题材的儿童散文都是用第一人称来书写的，作者的个性倾向在文章中得到较好的表达。
儿童散文家吴然曾提出这样一个观点：“‘五四’以来出现的许多杰出的儿童散文，如冰心《寄小读者》，郭风的那些写蒲公英的，写百合花和雪的故事的美丽作品，等等，似乎都经历过不少的风风雨雨而不失其光彩和魅力。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些作品都带有作家自己的个性，从形式到内容都反映出作家心灵的独特之处，从而显示出一种不可替代性和历史的穿透性。” 4正是因为作家个性的存在，这些作品具有了不可替代的经典地位。
在儿童心理学研究中发现，儿童对世界的把握是一种没有外部规范束缚的认识。成人世界的清规戒律和日常规范对他们形同虚设。儿童尽可以毫无顾忌地面对成人世界。作为专为儿童创作，并能够为儿童接受和理解的儿童散文在作家的个性表达上就有了更高的要求。如林良所说，儿童散文作者必须应用儿童能体会的题材，应用能激起儿童心理反映的语言，向儿童传达自己的“动人的人生经验”。这里提到的“动人的人生经验”在儿童散文中就是作家对自然、生命与社会的经验。这些经验都具有作家的自传性和个性化特征。
林海音的《童年乐事》与鲁迅的《社戏》表现的都是童年时看戏的经历，带有自传的性质。但由于作家人生经历、生活环境和审美观念存在较大差别，在反映同一事件时，其作品的个性差异表现明显。林海音的轻松、感性与鲁迅低沉、理性的叙述风格将二人对于童年记忆的个性思考表现无遗。
林海音的《童年乐事》中，有到游艺园去听戏的细节。作为家境较好的小女孩，在“我”的眼里，没有对生活的忧虑，没有学业的压力。她可以随着自己的保姆在游艺园里玩一整天和一整晚。戏文里唱什么，她从不关心，她的好奇和爱看热闹的天性，吸引她在戏院里看到的精彩片断不是舞台上的表演，而是“有时观众忽然叫好，原来扔手巾把儿的，正把一束热腾腾的手巾把儿扔到楼上去，扔得美，接得准，不怪要叫好了。”直到成年，她记得的回家路上的细节是“刚上车就倒在大人的膝头上睡着了。可是那时候大人真怪，总是推摇着你。不许你睡觉。而且说：‘别睡！快到家了！’后来我问母亲，为什么不许困得要命的小孩子睡觉？母亲说：‘一来怕招凉，二来怕睡得魂儿回不了家啊！’”
林海音“所记忆的童年生活，都是热闹而幸福的，是真正的快乐，无忧无虑，不折不扣的快乐。”这种快乐是真正的儿童的快乐，是作家对生活充满热爱的个性表达。
《社戏》里的少年生活在一个看似诗情画意，骨子里却带有显著国民性批判色彩的，令人生厌的乡村环境中。全篇弥漫着一种作者强烈的压抑的情感气氛。作为传统文化的批判者和现代新文化的创造者，对于乡村民间文化，鲁迅的态度是矛盾的，即使在回忆童年生活时，这种矛盾的心理也在其中有所表现。
外祖母家对于鲁迅来说，是一个乐园。因为“我在这里不但得到优待，又可以免念‘秩秩斯干幽幽南山’了。”不仅如此，还有许多同伴一起玩耍。钓虾，放牛。但只会念“秩秩斯干”的“我”常常因为不敢走近牛而被伙伴们嘲笑。这些游戏因此让作者虽然免去了读书的无趣，但也没有感到太多的有趣。于是抱希望于看社戏。看戏的经历一波三折，找不到看戏的船，“我急得要哭，母亲却竭力的嘱咐我，说万不能装模作样，怕又招外祖母生气，又不准和别人一起去，说是怕外祖母要担心。”此时的“我”，在母亲眼中就是一个“缩小的成人”（鲁迅语）“我”的兴趣，“我”的愿望，“我”的行为举止，首先要考虑的是成人的感受。在看戏的过程中，当大家最讨厌的老旦竟然坐下来唱时，“双喜他们却就破口喃喃的骂。我忍耐的等着”。整个看戏的过程，尽管没有成人在场，“我”仍然被束缚着，在“忍耐”着。包括后来大家偷豆，煮豆吃的活动，“我”以其说是一个参与者，不如说更像是一个旁观者。“我”已经习惯于象成人一样约束自己。透过事件，我们看到，并不是偷豆的活动让“我”觉得有趣，而是别人的快乐感染了“我”。“我”对游戏的快乐是迟钝与麻木的。“真的，一直到现在，我实在再没有吃到那夜似的好豆，——也不再看到那夜似的好戏了。”作为事件的叙述者，“我”一直在平静地讲述那天晚上别人的快乐，活泼而充满童趣的对话都是别人的，“我”什么也没有。
同样是那个时代的孩子，童年的鲁迅却没有童年林海音的活泼与快乐。虽然有家庭背景的原因，有不同的事件经历的影响，但更多的是作家成年后对人生的态度及思考在操纵着文字的排列。林海音对童年的回忆是单纯的，快乐的，因为她没有去考虑对社会和历史的臧否。鲁迅的回忆注定是忧郁而平淡的，因为他没有停止过对中国乡土文化的思考，而且时时想要唤起人们改造这个世界的愿望。因此，虽然同样被当作可供儿童阅读的作品，但鲁迅的《社戏》是用启蒙者的眼光来看待童年和乡村，他的视角是成人本位的。林海音的《童年乐事》则代表着回归本性，恢复快乐原貌的创作观，因此是儿童本位的。
这就是作家个性在自传经验作品中带给我们的信息。即使是相似的自传经验，因为作家的个性化表达，便具有了风格迥异的主题和格调。
同题材作品存在差异的例子还有许多，如：冰心和郭风笔下的蒲公英；冰心和金波笔下的母爱；吴然与乔传藻笔下的原始森林；老舍与乔传藻笔下的小动物……儿童散文创作者主体个性的不同便有了不同的审美表现。由于作家的主体个性都是从自己的童年时期逐渐形成的。因而，儿童散文作家对客观世界和自然图景的再现，是一种带有自传经验的个性表达。
二、虚实相交的构思方式
散文的真实性问题从来都是散文理论研究者争论的焦点。其原因在于，在文体只有散文和韵文之分的历史时期，中国的散文最早是应用文。而后的发展中，散文又和史传相结合。应用文和史传都是以真实性为其生命的。尤其是史传，记录的大小历史事件，甚至于一个小小的细节都要求符合历史真实。这样的传统对中国散文的影响非常深远。在文体有了更细致的划分，散文具有了自己的文体特点之后，真实性的要求依然很严格。散文创作者在相当长的时间中都自觉要求自己写真人、真事、真景物，抒发真实情感。
1962年，周立波在由他主编的《散文特写选》序言中写到：“描写真人真事是散文的首要特征。”“散文特写绝对不能仰仗虚构。它和小说，戏剧的主要区别就在这里。”这一论断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散文创作者对散文真实性的理解。直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仍然有论者强调：“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散文如果描写的不是关于实际发生的事情，而是关于可能发生的事情，读者就会出现阅读障碍，……如果越来越多的人在散文中像写小说一样虚构事实情节，那无疑是‘自毁长城’，失去疆界的散文也就失去了散文本身。” 5
在儿童散文理论中，却有持不同观点者。吴然在《谈谈我的散文》这篇文章中提到：“普遍认为，散文不能仰仗虚构，以保持其史的质地。这当然是对的。但在儿童散文特别是幼儿散文中，作家往往把自己幻想成一个幼儿，用幼儿的口吻去写作，这本身就是最大的虚构，更何况许多作品还要写得有童话色彩，读出来幼儿才喜欢听。”
我国较早为儿童创作幼儿散文的应当是郭风先生。他的许多名篇《蒲公英》、《红菰们的旅行》等，都无法用“真人、真事、真景物”来判断，肯定真实的只有其中流露出的对生命的热爱，对纯净生活环境的向往。郭风非常喜欢蒲公英，在很多作品中都描写过这种植物。他曾说：“我常常觉得这种野地间自由开放的野菊以及蒲公英，有一种纯真的、儿童般的情感。凡开放野菊和蒲公英的草地，似乎从很早以来，便使我觉得充满一种儿童诗般的纯净 ”（《灯火集－黄昏的失悔》）
作家在《蒲公英》中写到：
“多么有趣的蒲公英。它们的花朵凋谢后，花托上会结出雪白的绒毛似的东西。田野的风吹着，那雪白的绒毛便在空中飞扬起来，比柳絮还轻，飞着，飞着，又像一朵一朵的雪花一样，在空中轻盈地降落下来。”
如果说这一段文字所描绘的景物是写实的，在《在雨中，我看见蒲公英》里，作者的幻想之翅就已经打开了。
“我多么高兴啊。我看见在前面的草丛间，在溪畔一棵很高很高的乌桕树的树根近边，在雨中，一大丛蒲公英也开花了。他们和我很久很久以前我所见到的一样，开着淡黄色的花；不知怎的，也不知从哪时开始，我便觉得蒲公英的花是稚气的，天真的……
……
在我的心中，一刹那间，这些蒲公英好像是一群花的小孩子了。我看见他们都戴着一顶淡黄色的小便帽，他们都背着一个小书包，他们排起队伍了；我看见他们一齐向前走，要上花的幼稚园去了……”
通常的看法是，作家在这里用了拟人的手法描写蒲公英，是表达情感的需要。作者对于蒲公英的喜爱的情感是真实的，因此，这样的散文也是符合真实性原则的。在郭风写于1946年的《初次的拜访》中，作者乘着幻想的翅膀起飞了。
“蒲公英和紫罗兰们，
——一群花的小孩子，同一群土蜂一起来拜访野菊的小屋；
（野菊的小屋便盖在一座石桥旁的一丛青草间……）
那小主人
——小野菊，穿着一件绿色的短衫和围着一条绿色的小短裙，
站在门口，和大家握手；便邀请大家走到屋内来；
——这时，客人们有的坐在窗口下，有的坐在小野菊的小书桌边，有的坐在一只小摇篮边，那摇篮里睡着一个泥小人，它是小野菊的小玩具……
随着，土蜂们开始合唱一支歌；
随着，蒲公英，紫罗兰们各从他们随身带的小书袋里拿出一本小书，各人轮流朗读一首童谣。”
花朵间互相拜访，花儿还有玩具……毫无疑问，这些内容绝对是虚构的。但是，无论成人还是儿童，在读到这样的文字时，首先被打动的，是作者将其带入的那个纯净、美好的世界，是那种让我们感到温馨、宁静的情感。而不是去追究这个世界是否真的存在。
儿童散文的真实性应当不止是限定在人物、事件、景物是否与客观事物完全相一致。儿童散文的真除了真实的内容、真挚的情感，真切的描写之外，适当加入的幻想色彩，不仅适合幼儿的接受能力和阅读习惯，也符合儿童散文创作的需要。要求散文绝对真实，忠实于现实生活，无论在成人散文还是儿童散文中都是不可能的。即使是强调真实性的成人散文作品中，许多典型的意象都可以看作是作家的幻想。作家在创作时，对于自己亲身经历的事件，由于时间和空间的改变，主观意识的介入，加之对材料的删减取舍，完全和已发生的事件吻合的文字是不可能存在的。所以，在儿童散文的本质特征中，虚实相交的构思方式，应当是一个重要的特征。这种构思方式允许作家在忠实于散文文体特征的基础上，对真人、真事、真景物进行合理想象与艺术整合，使之更加适合儿童阅读和欣赏。
